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04) 学术身份的调适与学科边界的协商:中国健康传播笃行者与跨界者的学术社会化研究 周裕琼 龚宝发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摘要:近年来,健康传播学术队伍日益壮大,既有在学术生涯伊始就以健康传播为研究主题的笃行者,也有因为各种原因转入的跨界者。无论初心为何,他们都需面对学者之“身”与实践之“土”错位所导致的“身土张力”,以及学科“十字路口”天然属性所带来的边界模糊。论文通过建构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学术社会化框架,对76位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5位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笃行者与跨界者正在凝聚共识,尝试着在本土化实践中持续调整与适应自己的学术身份,在跨领域交叉中不断协商与重构学科边界。在追寻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关键时刻,健康传播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面对本土化与跨学科挑战时的集体意志。 关键词:健康传播本土化学术社会化身份认同学科边界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媒体生态与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BXW0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djusting Academic Identity and Negotia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A Study on the Academic Socializ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China Zhou Yuqiong Gong Baof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health communic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has grown significantly.Its members include dedicated scholars committed to the field from the outset of their careers,as well as cross-disciplinary scholars who transitioned in later.Regardless of their initial motivations,all must navigate the "identity-field tension" arising from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ir scholarly identity and the practical terrain,alongside the inherent ambiguity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t this intellectual "crossroads".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cademic socialization framework for Chinese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conduct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6 scholars and 15 indepth interviews.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groups are converging toward a consensus,continuously adapting and adjusting their academic identities through localized practices while simultaneously negoti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rough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As Chinese academia seeks autonomy,health communication provides a "compact yet specific" sample,reflecting the collective wil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loca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一、引言 西方的健康传播研究盛产综述，或对主题和对象进行归类注,或对方法和样本展开分析注,或对理论和概念予以拓展注。它们多发表于本领域的两大旗舰期刊(创刊于1989年的Health Communication及创刊于1996年的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而且大部分综述的文献也源于这两大期刊。这种学术上的“闭环”,既说明健康传播作为一个传播与健康交叉的学科(discipline)已然自给自足，也暴露出健康传播研究的内卷化危机。安妮格雷特·汉内瓦(Annegret F. Hannawa)等人指出，新世纪以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心显著转向宏观层面(macro-level),唯有通过跨学科合作，才能促进健康传播的范式转化，同时也有助于健康传播学者获得身份认同注。 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健康”与“传播”并重的健康传播研究。随着学术力量的壮大，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显示度稳步提升。孙少晶注、王秀丽注、苏婧注及周裕琼注等人对自1987年以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文献回顾，都充分印证了该领域研究数量的迅猛增长，也揭示出表面繁荣背后的学术隐忧。一是路径依赖：在问题意识、理论建构、数据采集等方面，仍受西方学术影响，缺乏本土化创新；二是价值迷失：研究成果仍局限于学术圈内的“孤芳自赏”,少有走出象牙塔、服务健康传播的具体实践。 从知识社会学看，“母鸡如何下蛋”(学者如何做研究)或许比“鸡蛋”(论文)本身更能体现学科范式的生成逻辑。健康传播论文呈现出来的隐忧，实为学者之“身”与实践之“土”错位所导致的“身土张力”:路径依赖源自学者接受的西方训练与中国本土语境之间的错位，价值迷失源自学者身份认同与社会期许之间的错位。事实上，这种“身土”错位并非健康传播研究领域所独有，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引进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遭遇的普遍困境。健康传播因与实践的紧密勾连，以及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度嵌合，成为我们透视该时代命题的典型样本。因此，本文尝试跳出文献综述，聚焦健康传播学者本身，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理解他们在“身土张力”之下，如何调整自己的学术身份以适应本土语境，满足社会期许。中国的健康传播发展至今，既培养了笃行者(健康传播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且坚持至今),也吸纳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跨界者(因各种原因转向健康传播并驻足深耕至今)。通过比较两大群体在学科认知、学术实践、本土化想象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本文得以管窥先天模糊的健康传播学术边界如何在跨领域交叉中得以不断协商与重构。 二、“身土张力”下的学术抉择与学科突围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7年所做的《以学术为志业》演讲注,是西方关于学术职业抉择的经典文献。此后一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在这种对学术使命的认同中，投身于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步实现学科的建制化。伴随旗舰期刊的出版，健康传播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也在上世纪末确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随着学科建制化的加深，学者个人的主体性逐渐被科层结构所吞噬：批量培训出来的“技术专家”将社会研究视作一种职业，却对真正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注,“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社会科学研究俯首皆是注。虽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西方的健康传播已经出现内卷化趋势，形如教条的理论模型正在束缚学者的想象力和研究的生命力注。 陈云松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所遭遇的危机，体现了学者之“身”与实践之“土”错位导致的“身土张力”,本质是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即知识生产未能跟上实践的需要注。中国社会科学早期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不少学科话语的源头依靠外来知识的灌注，中国学者感受到的“身土张力”会更显著。在西方学术训练主导下成长的学者，更有可能对西方范式形成路径依赖，“以西释中”,知识生产严重脱离本土语境和实践注。从上世纪2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的本土化探索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社会学者已然进行了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提炼与熔铸。 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世纪初才出现第一波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注,健康传播学者对该问题的思考则始于2019年注。在对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70年的回顾与总结中，刘涛认为，我们虽然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在西方理论的巨大‘阴影’下，本土传播议题或现象的理论阐释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和生命力…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创新道路，特别是突破西方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的理论探索，依然任重道远”注。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众多分支里，健康传播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本土化意识也相对较弱。苏婧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健康传播研究想象力贫瘠、研究视野局限、理论创新不足，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学者们满足于借鉴和验证西方理论，缺乏自主的中国意识注。周裕琼等人的追踪研究注显示，尽管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数据意识有所增强，但中国理论意识仍未有实质性突破，期刊发表、项目申请、职称评定等科层制力量抑制了学者自主意识的生发。 如何应对“身土张力”,实现中国健康传播的学术突围?这涉及学者在两个维度上的抉择。其一，是在象牙塔内做“学术之学”,还是走出象牙塔做“治平之学”?诚如吴予敏所言：“中国学术传统历来讲求世道人心，承运受命，先天下之忧，善于近取诸身，推及天下。”注历史上的士大夫群体不满足于“修身齐家”,而是进一步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以期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四项终极使命注。将传统士大夫的治学逻辑应用于当代语境，这就意味着学问的最高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以“时代问题”为己任，将个人价值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度交融注。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健康传播理应“经世致用”,健康传播学者也应在本土化实践中不断调适自己的学术身份，从作为个体的“小我”上升到作为家国的“大我”,满足“全民健康”的群众需求、服务“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 其二，是关起门来“圈地自嗨”,还是打开门来“交叉融合”?早年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将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注:很多人经过，却少有人停留。而健康传播或许是“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它诞生于医学(特别是公共卫生)与传播学交汇的十字路口；另一方面，它在传播学内部也像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与风险、环境、科学等其他传播领域深度交融、密不可分。中国健康传播队伍的壮大，既得益于海内外(尤其是海外)成体系的学术训练，也很大程度上由“时势”(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造就。在非常时刻，不同领域的学者蜂拥而至。中国健康传播专委会首届理事长孙少晶提倡用“跨学科和超学科的学术研究理念”来推动健康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注,可以说，健康传播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跨界者和本领域的笃行者一起协商与重构学科边界。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 漫长的学术旅程中，站在起点的博士生群体总是赢得最多关注。美国学者魏德曼(John C. Weidman)的“博士生学术社会化(doctoral academic socialization)”框架指出，博士生需要经历期待、正式、非正式、内化等四个非线性阶段，才能形塑学科认同注。“苟日新、日日新”,在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博士阶段做出的学术抉择并非终点，学者不仅要再次做出新的选择(跨界者)或者持续确认自己的选择(笃行者),也需要在学科认知、学术实践、本土化想象、身份认同等方面持续反思。换言之，经典文献将学术社会化局限于博士阶段，而我们则将之视作贯穿学者整个职业生涯的“进行时”,是动态、循环且终身性的身份建构与规范内化过程。尤其是在应对学科边界变动、研究范式革新或自身研究兴趣转移等关键节点时，这种“再社会化”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本文将“博士生学术社会化”框架推及学者，并结合本土情境，提出“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学术社会化”框架(图1)。 图1 “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学术社会化”框架 魏德曼指出，知识获取、投入和卷入是个体形成专业认同的三大因素，即通过知识获取完成学科想象，在投入和卷入的学术实践中内化身份认同注。第一，知识获取指个体通过习得知识/技能以达到专业角色期望，包括课堂讲授的显性知识和非正式交流传递的隐性知识，体现的是个体对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认知。因此，本文将知识获取操作化为学科认知，并从概念定义、经典研究以及中西方健康传播领域的重要学者提名注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第二，投入指个体在学术实践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财力乃至社会地位等，涉及客观需求与主观感知两部分。对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而言，前者离不开论文和项目等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标配”注,后者还面临跨界合作困难、理论基础匮乏等难题注。因此，本文将学术实践操作化为论文发表、课题申报与现实困难三个维度。第三，卷入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化，本文从中国健康传播面临的“身土张力”——超越西方学术霸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出发，聚焦学者的本土化想象，并从问题、理论、方法三个维度予以测量注。知识获取(学科认知)、投入(学术实践)、卷入(本土化想象)的三重洗礼内化了学者的身份认同，体现在个人-学科-社会三个维度上，分别是对个人作为健康传播学者身份的认同、对健康传播学科贡献的认同、对健康传播社会价值的认同。同时，投身学术不仅需要接受长期的规范训练，也得益/受制于个体、亲友、专业共同体(行业协会)、制度文化等多重因素注。年龄、入行时长、职称、地域、境外学术经历等与学者的学术资本密切相关注,也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学术抉择，因此，上述变量也应纳入研究框架内予以考量。 简言之，学科认知会影响学者的学术实践，进而启发他们的本土化想象，最终形塑他们的身份认同。当然，这并非是单向进程，各环节之间呈现出循环互构的关系，后一环节也会反向作用于前者。通过聚焦中国健康传播学者循环往复的学术社会化过程，本文旨在探究他们如何调试学术身份以适应本土语境、满足社会期许。本文将健康传播视作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阵地，旨在考察初心各异的笃行者和跨界者是如何协商学科边界、实现学术突围。从个人的学术抉择到学科的体系建设，来自中国健康传播这个“具体而微”的样本，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学人面对“身土张力”这一结构性困境时的行为逻辑和集体意志。 四、研究设计 与汗牛充栋的文献综述相比，目前对学者的调查研究犹如凤毛麟角。参考苗伟山对34位新闻传播学海归学者长达四年的追踪访谈注、李红涛和黄顺铭对媒介社会学者的“混合式研究”注,本文在背景性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分阶段采用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考察健康传播学者。 预调查阶段(2021年12月-2022年2月),本文筛选出7位代表性学者进行深入访谈(回溯他们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学术旅程)。通过整理分析这十几个小时的“漫谈”数据，同时辅以健康传播文献的计量分析，本文凝练了核心研究问题，并对4个关键概念(学科认知、学术实践、本土化想象、身份认同)予以操作化，设计了涵盖5个部分共30道题目的《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调查问卷》。 第二阶段，在2023年10月的中国健康传播专委会年会上，我们向参会者发布问卷二维码，并在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组建的各种微信群——包括常务理事群、理事群，以及人数最多的交流群(当时有184名群成员)——进行了多轮发放，同时通过私信的方式定向邀请学者回答。截至2024年12月，共有来自全国41所高校的76位学者完成问卷。 第三阶段，基于问卷分析的发现，拟定出更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2025年2月，从76位受访者中选取4位进行每人3-4小时的“马拉松式”深访，追问他们学术抉择背后的“how(逻辑)”与“why(缘由)”。 第四阶段，为了更好地理解跨学科交叉融合对健康传播的影响，2025年10月，从76位受访者中选取4位具有公共卫生、科学传播、风险传播、计算传播背景的学者，对每人进行长达2小时的深访。 总计15位深访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 表1 深访对象的基本信息(截至2025年10月底) 注:表格中“健传”即“健康传播”。 五、研究发现 (一)问卷调查样本特征 76位受访者中，笃行者34人，跨界者42人。通过对后者进一步分析发现，33人来自新闻传播学科内部，他们此前多从事风险/环境/政治/计算传播等研究(39.4%)以及新媒体研究(18.2%);9人来自政治学、汉语言文学、医学、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可见，健康传播的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十字路口”。问卷显示，截至2025年初，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0.37岁，但笃行者(37.79岁)比跨界者(42.45岁)更为年轻。他们从事健康传播的平均时长为6.6年，两组几乎相等，均在差不多的时间点投身健康传播研究。四成受访者为教授(40.8%),三成多为副教授(35.5%),两成多为讲师/助理教授(23.7%),跨界者的高级职称比例显著多于笃行者(六成左右跨界者为教授，但只有两成笃行者为教授)。受访者主要来自华东(34.2%)、华北(30.3%)和华南(19.7%),来自华中和其他地区的相对较少，两组在地域分布上无显著差异。绝大多数受访者(84.2%)拥有境外学术经历(在海外获得学位、担任教职或从事访学),两组数据相当，侧面印证了健康传播的确是新闻传播学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分支之一。 (二)学科认知 苏婧等人曾经批评中国健康传播研究过多聚焦于媒介，缺少“非媒介中心”视角注。追本溯源，这种视角缺失可能始于概念定义(即，健康传播是什么)。在预调查阶段，受访者对健康传播的定义各不相同。如笃行者A1认为要跳出“媒介中心主义”的束缚：“有人说中国传播学的特色体现，就是要以媒介为中心……当时我导师就提出强烈的反对，认为一定要以人为中心。”A3则认为：“健康传播是做行为科学的，我们是在宣教普罗大众，让他们去了解健康知识这一系列的东西，然后通过各类平台去说服他们，最终让他们改变态度行为等等。”B1提醒我们，健康传播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有其独特意义，“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健康中国就是要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各种健康传播的定义，最终选取四种用于问卷调查注。43.4%的受访者选择了“媒介”导向的定义注,其次是“传播”导向注(25%)和“意义”导向注(17.1%),经典的“说服”导向定义注仅占9.2%。另外还有2.9%的学者认为它们都不完美，需要进行整合与修订。 笃行者和跨界者对健康传播的定义选择虽然无统计显著性，但进一步追问选择背后的原因时发现，学术训练背景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健康传播的定义。两位笃行者C1和C2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媒介”导向定义，“健康传播的海归老师比较多，大部分是做量化研究的，这条路径决定我们会选择‘媒介’导向的定义”(C1);“因为这个定义比较全面”(C2)。跨界者D1(选择“意义”导向定义)得知“媒介”导向定义占比最高，表示 :“一点都不觉得吃惊，它恰恰反映了整个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D2也更倾向“意义”导向，她解释说：“我没有接受过特别传统的美式健康传播教育，我可能会关注特别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它的意义是如何被文化所定义的，这可能是我跨界过来做健康传播的一个原因。”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定义是“死”的，而健康传播应该是“活”的，其内涵和外延应随现实发展而不断协商和重构。E3认为四种定义都窄化了健康传播，因为“有些健康问题的根源是文化的、有结构性的……它的根源是社会歧视、性别不平等、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我觉得这可能是人文学者要做的……从健康话题入手，去回应人类存在的结构性困境”。E1呼吁学者们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如果把健康传播理解成一个学科，我们反而要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宏观的视野去理解它……要想把它垄断掉，在中国的语境下几乎不可能。所以对于它的定位和理解，就应该是百花齐放。”E4坦言：“我对健康传播的定义，每过几年也在变化……比如说像西方的定义，可能十几年前我也觉得人家提得挺好，但现在来看，就觉得那个东西跟中国的现实，和我们想做的健康传播根本匹配不起来。” 受访者提及印象最深刻的研究以及重要学者，海外研究占比近七成，本土研究占比两成多。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被写入传播学教材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6次),其他研究大多被提名1次，两组学者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无统计显著性。海外研究备受青睐，既因为其经典性为后续研究者框定了选题，也源于它们给学者带来很多“启发”。多位受访者在该题项下留言，表示海外研究有助于他们更新研究视角(“那个时候我刚好上博士，我就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太一样的视角去研究健康传播”)、借鉴框架(“当时本人所在团队准备开展中国HINTS项目的研究，美国HINTS项目对团队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和探索思路(“这种思路对我最初接触健康传播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受访者提名的国外高频学者(提名次数≥5)有7人，特蕾莎·汤普森(Teresa L. Thompson)24次、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11次、加里·克雷普斯(Gary Kreps)9次、金·维特(Kim Witte)5次，均来自美国，其他3人何淑仪(Shirley S. Ho)6次、阮梅(May. O. Lwin)5次和莫汉·杜塔(Mohan J. Dutta)5次，都是亚裔，且在美国以外(新加坡、新西兰)工作。国外被提名的学者比较分散(82人168次),七成学者仅被提名1次；中国被提名的学者相对更集中(60人193次),将近半数学者(46.2%)被提名超过1次。8名高频学者中有6位在健康传播专委会担任要职，孙少晶(48次，理事长)、许静(28次，副理事长)、芮牮(12次，常务理事)位列前三注。由于健康传播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大家对领军人物有诸多期待：“在学术背景、创新能力、国际视野以外，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去促进公众健康观念的改变……要能培养健康传播方面的一些人才，就像北大有专门的健康传播方向……积极探索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C2)能够满足上述期待的学者，在个人学术成就之外，还需拥有较高的科层地位和机构资本注。 回到从事健康传播的初心，访谈发现，笃行者大多在博士阶段就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志趣，开始了“以学术为志业”的旅程。如C1所述：“读博时，我是从自己的兴趣展开的，开始是健康信息的获取，后来加上自己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就选定了健康传播研究。”A3在读博一时受到师长的影响，接触到健康传播：“就发现这个领域还挺有趣，因为传播学很多领域是做不到行为层面，而健康传播和行为科学有联系。后来，我就一个一个理论地做，一个一个方法地做，从早期的内容分析、survey(调研),到后来的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实验法，总体来说越来越聚焦health campaign(健康运动)。”E1在求学阶段参与过一些健康传播研究，在博士毕业进行职业选择的窗口，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志趣，发现还是更喜欢有“现场”的研究，而自己“想做的研究领域(比如医患沟通、医患关系),其实是偏健康传播中‘医学’这部分，而不是‘传播’这部分，所以对我来讲，当时想的就是彻底进入医疗行业”。 与笃行者相对纯粹的初心不同，跨界者的转型原因更多元。问卷调查中，接近一半的跨界者(45.2%)选择3种以上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跨界，除了个人兴趣转移(59.5%)外，满足院系发展(40.5%)与适应社会需求(38.1%)也是促使他们转型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个人、组织和社会诸多层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跨界者的学术抉择。B3认为，从事健康传播既“方便发表”又能避免“教(学)研(究)分离”,而且“(国内)不会像北美对整个学术研究的限制特别死，我觉得这是个转型的好机会”。本世纪初开始的院校合并风潮，将医学院(包括公共卫生)带到众多综合性大学，教学和科研上的交叉推动了不少学者的转型。B1在临近天命之年转向健康传播，主要是响应学院创办新专业的需要：“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呗。”E4所在的高校，因与医学院合并后，对方不断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开始是做讲座，后来“医学院那边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慢慢地把它发展成课程?那我就硬着头皮就上了，就这么简单。”E2和E3的转型主要由突发的公共卫生和环保事件所驱动，D2则是因老龄化这一社会大趋势：“因为社会上不断在提老龄化，然后我就随大流去做了这个事儿，天时地利人和，转之前很痛苦，痛苦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真正转向的时候是很顺利的。” (三)学术实践 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是戴在学者脑袋上的两个紧箍咒，所以，本文调查了学者日常阅读的中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时常遭遇的质疑、申请课题和从事研究中的困难。 Health Communication是受访者阅读最多的期刊，达九成以上(93.4%),其次是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阅读人数近七成(69.7%)。在中文领域，学者们主要阅读四大刊：《国际新闻界》(48.7%)、《新闻与传播研究》(44.7%)、《新闻大学》(34.2%)、《现代传播》(25%)。 2015年，“健康中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会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根据2016年以来健康传播国外两大刊和国内四大刊上的数据，Health Communication和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两大刊上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绝对值和相对值都不断飙升：2016-2018年都是个位数，2024年突破59篇(17.7%),2025年则高达72篇，占比25.6%。可见，我们的国际显示度已经令人瞩目。在新闻传播众多子学科中，健康传播或许是“最容易实现与国际对话的突破口”(E4)。在国内四大刊中，2016年健康传播论文的数量为3篇(仅占0.4%),此后逐年攀升，疫情期间达到峰值31篇(近5%),此后虽有回落(2024年14篇，2025年12篇),但占比仍稳定在3%上下。 论文数量的繁荣并不等于质量的提升，也并未化解健康传播研究“套路化”与“内卷化”的危机。B2坦言：“有一些学者的理论不是很深，或者有时完全是为了学术发表，然后套一个理论模型去做……在一些已经发表甚至是等级比较高的期刊上，我们都有看到这样的论文。现在学术GDP的形式，在健康传播领域更为凸显。”学者们也感受到期刊编辑和评审人对此类论文的成见：“有一个期刊编辑说，你们做健康传播的人，随便几个变量拿到一起搭个模型就能发了，这算什么文章?”(C1)“评审说像这样通过已知的几个因素建构的模型而形成的一种量化研究，看着是非常精致，但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出来，这样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C2)参加健康传播专委会年会时，一位四大刊主编提醒与会者，由于新闻传播大多是综合性期刊，发表的论文要让那些不做健康传播的人也觉得“从理论上、从现实生活，或者跟国家的某些政策制定来说与这个话题有勾连……所以要注重更大的社会语境，而不是仅仅在健康传播的逻辑里面去考虑问题”注。换言之，学者必须走出“圈地自嗨”的舒适区，以健康传播为视角，管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对以海归为主的笃行者来说颇有挑战，“我觉得(在国内发表)这件事情变得会越来越难”(C1),投稿失败几次后，他们可能回归“轻车熟路”的英文发表，学术与实践的脱节积重难返。“(青年海归)可能觉得国内的期刊永远发不上，然后觉得自己不会这种路数……他们可能对田野本身就比较发怵，觉得没时间……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很成型的东西了”,D1认为关键还在于问题意识：“我觉得国内期刊是有道理的，是我们自己要改变……论文为什么能发出来，可能因为审稿人觉得这是个问题，有研究的意义。”社会学想象力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中文论文的发表，也让英文投稿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E3不仅在四大刊发表过多篇健康传播论文，而且他的7篇英文论文仅1篇发表在Health Communication,其余都发表在传播大学科期刊上。“健康传播是介入中国社会议题的一个契机”,所以在一篇研究妇科检查的论文中，他强调这反映了“文化偏见的问题，同时也是资源分配、正义不正义的这种问题”,得到了评审人和期刊编辑的高度认可。E1建议主动拥抱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的期刊，“因为它们的引用量和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医生在看”。 在国内外发表时会遭受哪些质疑?如表2所示：国内发表最常遭受选题质疑(34.2%),导致学者必须自证选题合法性(B4):“我更注重健康信息的设计，但国内的审稿人往往偏好宏大叙事……所以现在要思考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内容能够再‘包装’一下。”相比之下，国外发表最常遭遇理论质疑。A2观察到海归年轻学者似乎掌握了国外发表的捷径：“现在大部分的研究就是用西方的套路，用西方的研究背景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出论文特别快，一个问题换一个视角就能再出一篇文章。”擅长英文发表的C1对此进行了反驳：“就发国外期刊，如果你只是随便拼几个变量，然后组成一个模型，在我看来就是数字游戏……没有理论创新，至少Q1和Q2区的期刊是发不出来的。我但凡受过质疑的话，就是理论上。”在方法上，国内外期刊都会提出质疑。相对而言，国内审稿人更纠结规范性或适用性，比如“量化研究会问你样本的问题，质性研究会问你代表性的问题”(D1),“他觉得你针对农村的老年人或者农村的父母去做问卷调查是不合适的，会觉得你去做田野、做访谈更好”(C2)。而国外审稿人则更看重有效性(validity),因为“国外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家越来越追求方法和定量上的精细化，导致在方法上卷来卷去，也就没有什么大突破”(B3)。总之，国内国外发表，各有各的烦恼。 表2 健康传播学者国内和国外发表论文时最常遭受的质疑 发表时最常遭遇的质疑 国内 国外 选题 34.2% 14.5% 理论 28.9% 36.8% 方法/数据 21.1% 34.2% 其他 15.8% 14.5% X2=9.22,df=3,p=.026* *p<.05 基金项目方面，受访者人均主持1.82个项目，其中，跨界者主持的省部级以上项目(国社科0.55个，省部级0.90个)多于笃行者(国社科0.41个，省部级0.74个),但笃行者主持的其他项目(0.76个)则多于跨界者(0.29个)。“确定选题”是学者们申报项目时感觉最难的环节(57.9%),其次是“理解政策导向”(44.7%)。超三分之一的学者在“搭建理论模型”(35.5%)、“设计研究框架”(34.2%)上感到困难。另外，各有15.8%的学者认为“组建研究团队”和“撰写申报书”有困难。 进一步比较两组学者的痛点发现：笃行者在确定选题、理解政策导向、设计研究框架、撰写申报书这4点上感受到的困难都比跨界者高7%-13%。由于缺乏资历和经验，擅长英文写作的他们在写项目申报书(尤其是国社科)时往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三年换了三个本子，每一年的本子都不一样。所以我说我每年春天的时候什么都不干，都在写本子，一个7000字的本子来来回回写好多遍。”C1锲而不舍总算成功上岸，C2却没有这么幸运：“其实发论文相对还是会表现得稍微好一些，但是在项目上面，我就是一申一个不吱声，我现在给自己定位就是项目绝缘体。”笃行者(29.4%)仅在“搭建理论模型”上感受到的困难远小于跨界者(40.5%)。全面的训练、长期的操练，使得他们对健康传播领域的理论模型如数家珍，同时也能和本土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西方这边更多是一个传承，是过去学习的一个传承……我把一些理论换一个本土化的context(语境)来这里做研究，把健康传播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再逐渐思考、观察，然后一遍遍地打磨国家社科的本子，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定位。”(A3) 从学科交叉比较的视角出发，跨界者从基金项目中看到了健康传播小学科在新闻传播大学科中相对边缘和弱势的处境。E4总结：“聚焦于健康传播的科研项目相对而言是较少的。”B2最早做健康传播，是因为横向课题找上门，让她有机会不停地在实践中试错，但在申报纵向课题时，“国社科完全不给你试错的机会，你必须有论文的发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大量的路径依赖，做西方化研究的原因之一”。D1坦言：“像我们这种边缘学科的人，你要做一个120分的学生，才能脱颖而出，而不是像主干学科只打90分就可以了……你一定要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在方法上匹配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又要在理论领域里面有这种深耕的脉络。” (四)本土化想象 越是国际化做得好的领域，学者感受到的“惯习”和“时空”错位所导致的“身土张力”越显著注。“西方的范式是基于一些特定的情境，我觉得(和中国)根本没有可比性。”(D1)有研究指出注:健康传播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和数据意识较好，理论意识最差。面向76名学者的调查数据也再一次印证了该结论(见表3):7级量表上(7分表示本土化程度最高，1分表示最低),本土化问题意识为4.72,数据意识为4.58,都显著高于理论意识(2.96)。此外，随着学术资历(年龄、从事健康传播研究的时长)的增长，学者们对当前中国健康传播本土化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相关分析显示，年龄本身并无显著影响，但是从事健康传播的时间越久，则对理论概念的本土化评价越低。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本领域浸淫日久，越有可能意识到本土化道阻且长，而年轻人则“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热情不断试错。深访的15位学者中，资历颇深的B2坦言：“我的确是没有见到太多有这种学术信念的，说我‘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的学者。但我觉得更年轻的学者可能才更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更加无畏。” 表3 健康传播学者对本土化的评价 本土化评价 问题意识均值(标准差) 理论概念均值(标准差) 方法数据均值(标准差) 4.72(1.37) 2.96(1.24) 4.58(1.42) F=40.296, df=2, p=.000*** 学术资历与本土化评价(三个维度)的相关系数 学术资历 问题意识 理论概念 方法数据 年龄 -0.012 -0.160 -0.193 从事健康传播的时长 -0.059 -0.232* -0.129 *p<.05, ***p<.001 两类学者在三个维度上的评分略有不同，但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事实上，深访中的笃行者与跨界者，都对当前健康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程度颇为失望。“在实践中，我觉得还好，包括乡村很多本土的智慧，在实践中创新……但是理论的这种本土化，我目前也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点，是比较困惑的地方。”(A1)B2认为，健康传播本土化之所以未能实现理论层面的突破，是因为我们挖掘的中国特色健康传播问题虽然增加了，“但基本上都是战术上的，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上。”如何从“战术本土化”上升到“战略本土化”?学者从选题、理论、方法三个维度展开想象，关键词的词云分析如图2。 最热门的几个选题(老年健康、医患沟通、健康素养等)与当前中国社会健康传播实践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学者们更多仰赖文化资源层面的理论或概念，比如，面子(10次)、差序格局(5次)、人情(4次)、文化中心路径(4次)等。有受访者在该题项下留言：“中国健康传播研究要先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某个具体的健康议题下的中国文化。”C1提名了老年健康传播，虽然这是中西方都面临的挑战，但她发现背后存在巨大的受众文化差异：“国外老年人对于媒介技术的接受是比较乐观的……但我去采访一些老年人，他们说我用不上、我不用，我每天带孙子、我做饭、我挺好的，我不需要用，也不喜欢用……我很想挖掘到里面的一些理论的根基，然后再介入一些本土的、文化的这个情境。”“基于中国这种高度组织化社会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把一些非传统的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纳入这里面来，比如文化观念中的孝道、亲情等价值观。”(E2)除了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灵感，学者们也认识到选题背后的“人”,尤其是“国内那些边缘的、贫困的、弱势的人群”(A1)才是真正的突破口。A2提倡要用“局内人”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基层的健康实践：“健康传播本身还是要依赖当地的这些人。我们用学院派的东西去做不一定能够做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需要当地的人来。” 关于本土化的方法突破，从词云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学者们试图通过引入新方法(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计算传播、数据挖掘等)来实现对西方学术霸权的“弯道超车”。令人关注的是，跨界者(52.9%)对新方法的狂热远超笃行者(32.3%)。他们当初之所以会跨过来，本身就可能具有一定的学术冒险精神，所以，他们会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方法，认为它们能带来新机会。笃行者(44.1%)对传统的定性研究和实验法的兴趣也远超跨界者(23.5%)。他们接受过正统的健康传播研究训练，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他们的路径依赖。因此，笃行者不容易随波逐流，在他们看来，好的研究不需要过于炫技的方法。比如A3比较多地使用实验法，因为“实验的方法，是能分析fundamental issue(基础性议题)的”。C1在第三次申报国社科时，“什么大数据我都没用，就很朴实的研究方法，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具体很深入的研究”,反而获得立项。 图2 健康传播学者的本土化想象关键词词云分析 (五)身份认同 问卷末尾使用5级量表，分别从个人-学科-社会三个维度测量受访者作为健康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如表4所示，两类学者的身份认同都较高，笃行者的个人(4.47)和社会(4.47)认同高于学科(4.35)认同，而跨界者的学科(4.50)和社会(4.50)认同则高于个人(4.19)认同，但两者的差别无统计显著性。换言之，无论初心为何，大家最终还是殊途同归，获得了共同的学术身份。 表4 健康传播学者的个人-学科-社会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笃行者 (N=34) 跨界者 (N=42) 全体 (N=76) 个人认同 在做自我介绍时，我乐意提到我是一名健康传播学者 4.47 4.19 4.32 学科认同 我认为健康传播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35 4.50 4.43 社会认同 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具有社会价值 4.47 4.50 4.49 均值 4.43 4.40 4.41 t=-.230,df=1,p=.819 如果仅看问卷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给本文画上完美的句号。但抓住问卷上的细微差异进行深访时，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身份认同上的“bug”才得以展露。让深访对象比较个人的健康传播学者身份更重要，还是健康传播小学科在新闻传播大学科中的身份更重要，绝大多数都选择后者：“肯定是后者”(D1);“因为身份是个人的观念……是太微小层面的一种认知。但后者可以让健康传播这个研究领域长足的发展，是能立足于整个传播学界的一个根本……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传播的意义”(C1);“如果你把健康传播对新传大学科的助推作用做得很好了，自然你健康传播的学者身份就被赋予了。”(C2)唯一给出不同选择的采访对象D2认为，“用健康传播助推新闻传播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我能做的”,她进一步说明：“当然，每一个健康传播学者都能够做好自己的研究得到认可，那么一定会推动健康传播对新传大学科的发展。” 健康传播相对于新闻传播大学科的价值，不仅关乎学者身份认同，更关乎学科的意义建构，这或许是每一个边界模糊的交叉学科天然具有的“合法性焦虑”。 E4提到这两年新闻传播乃至整个人文社科所遭遇的挑战，从中看到了健康传播的机遇：“中国社会现实有这么丰富的场域，我觉得健康场域哪怕不是最大的场域，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容疑问，否则也不会提出‘健康中国’,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健康传播专委会是一级学会(新闻史学会)下面设立的最后一个专业委员会，虽然赶上官方认定的末班车，但从2021年至今，每次年会场内外关于学科边界的讨论从未停歇。如果说健康传播学者“大我”重于“小我”已是共识，究竟如何让小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科，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总结15位学者共20余万字的访谈资料，“深入田野”和“跨学科交流”这两条路径被反复提及。 D1对健康传播的学术境况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探索阶段一定是从田野开始，它需要有进入田野的资源，进入到轰轰烈烈的田野中去。”E3也特别珍视田野带来的感动，因为在田野听到的故事“真的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你纯粹做量化，这就是一张废卷，但实际上你是完全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们真的应该去做这种接地气的……形成这样一种研究规范，而不是说在书房里凭空去想象一些新鲜的变量，去做一些数学题”。E4感觉程式化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给健康传播理论划了一个界限，西方就存在这个问题，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就更突出。要突破，就要更好地去了解中国健康传播现在的这种实践、这种需求。”然而他也承认接地气的研究要慢工出细活，论文发表速度势必跟不上KPI考核，“让年轻人来做确实比较困难。”作为15位深访对象中第二年轻的学者，C2的回答令人欣慰：“研究还是要放在中国大地上，在田野里深耕、打磨、探究，而不要去追时髦、做一些肤浅的研究，这样做虽然短期能够出很多成果，但我觉得长期更重要。”把青年学者“深耕田野”的意识转化成行动，或许需要更多制度保障与平台建设。 跨学科交流涉及和谁跨、怎么跨两个子问题。对于前者，深访对象持有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新闻传播学内部可以跨、哲社科大领域也可以跨、医疗公卫就更应该跨。E3所在的高校在2020年成立了健康与风险传播研究中心，之所以不叫健康传播中心，“当时就是想把做环境的、做风险的、做气候的、做科学传播的学者都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就能壮大我们的队伍。”D2强调，理论的富矿就要从“哲学的、社会学的、公共治理、公共管理的领域找一些能合起来的概念”里面“深挖”。访谈发现，越是深入实践的学者，越能认识到学科交叉的紧迫性。笑称自己算“半个公卫人”(但从未离开新闻传播)的E1大声疾呼：“我们天然就是在跨学科的位置上……其他学科不跨过来，纯粹地做(自己的)研究仍然可以活下来……但我们这个学科不跨就死。”深耕科学传播的E2强调 “要多跟医院、医生在一起，多跟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在一起……还是需要我们新传学者能更加主动一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完全可以过得很正常。但我们没有他们，就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基于多年学科交叉的经验，E1认为，如果健康传播仅触达认知和态度，而不往前走一步到“health outcomes(相应效果)”,就很容易被医学公卫等强势学科“工具化”,所以，我们要“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E4不看好短平快的合作，“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短平快确实很难产出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但他认为健康传播队伍里“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老师很多，这倒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可以做出一些有深度的东西。”推广通讯作者、年会多邀请其他学科来参与、多办一些“小而美”的工作坊、联合各地学者建设数据库，是深访对象给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但每一件做起来都非朝夕之功。诚如E2所言，真正的跨学科不能追求学术功利主义：“当你只是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话，你就难以去做到交流…本着很具体的，去理解、去解决问题的角度的话，那跟其他学科的交融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 六、结论与讨论 仅看论文，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显示度迅速飙升，国内也稳步提升。居安思危，通过对76位学者的问卷调查和15位学者的深入访谈考察他们的学术社会化历程发现，笃行者与跨界者在凝聚共识的同时，也呈现出普遍的焦虑与自省。 除了个人特征相关的两个变量(年龄和职称),笃行者和跨界者在学科认知、学术实践、本土化想象、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上的差异都无统计显著性。问卷数据勾勒出中国健康传播学者的群像：八成以上拥有海外背景，七成左右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来自西方，对英文旗舰期刊的重视远超国内四大刊，人均主持约两项省部级以上课题，接近半数青睐“媒介”导向的健康传播定义，对本土化问题意识和方法数据意识评价高、但理论意识评价低，在个人-学科-社会三个维度上都有较高的健康传播学者身份认同，且都认可小学科的价值在于推动大学科的发展。 作为一个群体，健康传播学者可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但正因此，西方训练导致的学术之“身”与中国实践之“土”的“身土张力”也最为显著。青年学者(多为笃行者)感受到的“身土张力”与生存压力叠加在一起，其学术身份总是在短期现实(在熟悉的程式中不断内卷的“技术专家”)与长期理想(在中国的田野里持续深耕的“局内人”)间徘徊。中老年学者(多为跨界者)虽无生存压力，却对健康传播的学科危机感受更深，并从两方面展开反思：在个体层面，呼吁更多“接地气”的研究，以健康传播为契机介入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结构性问题；在集体层面，倡导跨学科的路径，以健康传播为平台促成传播学与哲社科、医学公卫、计算科学、人工智能等众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学科承认涉及三个层面，分别为第一层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爱的承认”,第二层各学科共同体之间相互尊重的“权利的承认”,以及第三层来自学科共同体外部(即国家/社会)对学科贡献价值认可之“重视的承认”注。目前看来，中国健康传播已经完成“爱的承认”,无论是笃行者还是跨界者，对健康传播都有较高的身份认同。作为“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式学科，要获得“权利的承认”,健康传播更应打开门来做研究，以开放的心态，在实践中协商与重构学科边界，让本学科的“问题”融入大学科的“问题域”中，让本学科的“想象”落足本土化的“想象力”中。诚如E1所言：“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术会议里能达到三分之一或者更多其他学科的人，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健康传播。”更进一步，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层面“重视的承认”,则必须“超越想象力的贫瘠、突破媒介中心主义、突破西方学术霸权”注,“从本土语境出发，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传播学科体系”注,可谓任重道远。 以1987年中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为开端注,本土健康传播研究即将从“三十而立”迈向“四十不惑”。尽管针对健康传播的文献综述层出不穷，但本文是健康传播学者作为共同体的一次亮相。可以看到，从个人的学术抉择到学科的体系建设，健康传播学者都有诸多困惑。把困惑抛出来吸引更多(不限于健康传播)学者集思广益，诚然是开展此项研究的初衷，但我们更期待本文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学科样本，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面对本土化和跨学科挑战时的集体意志。 毋庸讳言，问卷调查的样本量(N=76)在统计上仍显不足，分成笃行者与跨界者两组后人数更为有限，势必影响本文统计推断的稳定性与外部效度。本文所研究的跨界者，其“跨度”也有大有小，既有从新闻传播学内部(如风险/政治传播或新媒体研究)“小”跨步过来的，也有从人文社科乃至医学公卫“大”跨步过来的。但囿于样本量，本文在数据分析时将他们等同视之，未能深入描摹不同知识背景跨界者的学术社会化轨迹。因缘际会，笔者其实也是7年前从新媒体研究领域“误入”健康传播的跨界者。相比于深耕多年的前辈，笔者没有“局内人”的熟稔；相比于身处其外的同行，笔者亦缺乏“局外人”的客观。但正是这“半局内半局外”的“尴尬”处境，让笔者透过健康传播感受到超出健康传播，乃至超出新闻传播学以外的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身土张力”。以管窥豹，可见一斑，希望本文能够为中国社会学人的学术突围提供些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