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04) 走向积极与多元:新闻理念变迁背后的记者角色演变 王建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要:论文通过梳理新闻理念在西方语境下的变迁,使用“消极-积极”框架分析这一变迁背后新闻记者角色所发生的变化,发现从传统客观新闻理念背后相对消极的记者角色观,到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中承认记者有限主观性,再到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鼓励记者参与相对更为积极角色观的形成,新闻记者角色经历了大致从消极向积极的演变过程。在建设性新闻出现之后,记者角色积极性与多元性开始走向重合。论文在此基础上尝试从规范研究视角,探究在当下公共传播时代如何塑造超越西方语境、适应时代需求的记者角色观。 关键词:记者角色新闻理念“消极-积极”框架 Towards Positiviy and Diversity:How Journalists' Roles Evolve Alongside Ideas of Jouranlism Wang Jianfeng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journalistic ideas,employing a "passive-active" framework to analyz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journalists' roles.It finds that these roles have shifted from a relatively passive conception-rooted in traditional objectivity-to a more active one.This trajectory moves from recognizing limited journalistic subjectivity in investigative,interpretive,and New Journalism,to encourag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n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With the emergenc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the journalist's rol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active and pluralistic.Building on this,the study adopts a normativ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to cultivate a journalistic role suit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communication era. 记者角色(journalists' roles)为理解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数十年来，记者角色研究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试图通过记者角色理解新闻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功能。近20年，新闻记者角色发生明显变化。有研究指出，记者“分析复杂问题”和“调查政府声明”角色被认为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指数分别上升21和11个百分点；而传统上被认为是新闻基本功能的“向公众快速传递信息”重要性指数下降22个百分点。该研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数字媒体时代，大多数新闻记者却越来越不觉得“时效性”和“客观性”至关重要了注。根据胡尔夫·董仕巴(Wolfgang Donsbach)和托马斯·E.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提出的“消极-积极”框架注,这种变化意味着新闻记者角色观念正在向着越来越积极的方向演变。“分析复杂问题”和“调查政府声明”带有明显积极角色观倾向，突出记者的监督和主动参与意识；“信息传递者”则代表持消极角色观的“中立观察者”。 与新闻记者角色观念发生演变相呼应，新闻理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客观性新闻理念在美国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先后出现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主义，以及公共新闻和近些年兴起的建设性新闻等。新闻理念演变恰体现出新闻实践对更为多元记者角色观的呼唤。记者角色观念作为新闻理念的一个维度，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考察记者角色演变，离不开对新闻理念的关注。本文以新闻理念在西方语境下的演变为线索，考察其演变背后记者角色观念与之构成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记者角色观念如何在“消极-积极”框架内进行演化，并在分析记者角色观念新的特征的基础上，从规范研究视角探讨如何构建超越西方语境的恰当的记者角色观。 一、记者角色研究 记者角色在新闻研究中可谓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注。记者角色研究对于理解媒体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注。记 者角色研究前身可以追溯至媒体功能研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赖特(Charles Wright)先后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和“四功能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媒体功能研究开始转向媒体角色和记者角色研 究注。1963年， 美国学者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首次关注和研究记者角色，并将其分为两种：中立观察者(neutral)和参与者 (participant)注。顺 着科恩的研究思路，约翰斯通(Johnstone)等人于1971年以1300多名美国记者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以测定其中持中立观察者立场与参与者立场的记者各自的比 例注。莫 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于1975年在研究中将记者角色分为“把关人(gatekeeper)”和“倡导者 (advocate)”注。约10年后，戴维·韦弗(David Weaver)等学者基于调查研究提出新闻记者三角色观：解释者(interpreter)、传播者(disseminator)和对抗者(adversary)注,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新闻兴起后又增加了“动员者(mobilizer)”角色。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范围超出西方国家，记者角色分类也变得更为多样，比如托马斯·哈尼奇(Thomas Hanitzsch)还增加了“变革推动者(change agent)”和“促进者(facilitator)”,此外还有“教育者(educator)”等记者角色注。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韦弗等人对美国新闻记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调查研究，每隔10年作一次调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韦弗等人的研究作为经典模式被推广至美国之外，为大多研究沿袭使用。但实际上，不同社会对于记者角色的认识并不相同，在全球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新闻职业标准。董仕巴和贝蒂娜·克莱特(Bettina Klett)是较早从事记者角色跨国比较研究的学者。他们通过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调查发现存在着两种记者角色类型：盎格鲁-撒克逊型(Anglosaxon jounalists)和欧洲大陆型(continental European journalists)注。董仕巴等发现，在欧美国家，记者对于是否应该体现主观性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解。比如，在德国，记者普遍认为，观点优于新闻，并且不认同美国新闻界盛行的“客观性”标准。在德国记者看来，“客观性”就是要追求事实真相，而不是所谓的中立平衡，他们把被美国记者称为“主观性”的报道看作比美国式的“客观性”新闻更为“现实”和“客观”注。因此，德国记者会把自身的社会角色主要定位于社会分析家和批评家注。 自20世纪70年代约翰斯通等在美国发起新闻记者角色调查研究，到韦弗等开展的数十年的记者角色研究，这期间的记者角色都被视作一种观念进行研究，即调查的是新闻记者观念中的角色、记者认为应当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实际的角色，属于“规范性(normative)”研究范畴。以哈尼奇、克劳迪娅·马拉窦(Claudia Mellado)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研究目标从记者角色观念(role conceptions)转向记者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他们不仅关注记者应当扮演的社会角色，还关注记者实际扮演了哪些角色。研究发现，在丹麦、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国家，记者角色观念和实际角色表现关系密切注;但在智利和美国等国家，记者角色观念和实际角色表现并不相符注。记者角色观念在进入实践层面时会受到组织、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影响。记者角色观念对如何组织新闻有重要影响，但在层级模式下，比记者角色观念发挥更大影响的是组织层面的因素；而比起组织层面，记者所在国家的新闻文化、政治环境对记者角色则有更大的影响注。 二、记者角色“消极-积极”框架 记者角色的“积极(active)”与“消极(passive)”问题早已受到不少学者关注，明确定义何为“消极”与“积极”并构建出“消极-积极”框架的有董仕巴、帕特森以及皮特·布劳(Peter Bro)。 董仕巴和帕特森在对欧美五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美国)新闻记者角色进行比较研究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维度即是“消极-积极”视角。他们认为，消极型记者被动地获得消息并且不能独立地完成报道，持消极角色观的记者相信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都能够被观察和如实报道，新闻自然出现，不需要记者主动干预；积极型记者则是主动参与到事件中，对事件进行报道、解释、调查注。但董仕巴和帕特森的研究并没有将“消极-积极”作为单一维度，而是引进了另一个“中立-鼓吹(neutral-advocate)”的视角。“中立-鼓吹”维度考察的是记者的政治参与度，中立者从不参与政治站队和党派之争(除非要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做出选择);鼓吹者则相反，他们始终、切实、激进地参与其中，积极宣扬某种意识形态。尽管两位学者也认为这两个维度有重叠的可能，但还是把两个维度分离开来独立对待，由此形成了一个二维的研究模型(见图1)。 按照董仕巴和帕特森的研究模型进行定位，“中立者”“信息传递者”等记者角色属于“消极-中立”,党派媒体记者属于“消极-鼓吹”,“看门狗”“批评者”等记者角色属于“积极-中立”,“宣传者”“解释者”则属于“积极-鼓吹。”注 图1 欧美五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美国)新闻记者角色位置图注。 董仕巴和帕特森的研究模型假设，记者“消极-积极”与“中立-鼓吹”这两个维度是完全不重叠的，但问题在于这两者确实存在重叠的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从“消极-积极”角度去理解“中立”,而呼吁实现某种公共利益以及变革需求的“鼓吹”,本身体现了记者尝试改变社会现实的积极一面。董仕巴和帕特森理解的积极性仅限于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记者与政府的关系视角。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那些尽管牵涉政治进程，但把目标确定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改善社会现实的媒体角色积极性的忽视，比如公共新闻，或者说，公共新闻中记者角色的积极性是无法通过这一视角进行解释的。 布劳使用的“消极-积极”维度是对这一忽视的补充和纠正。他将记者是否追求新闻现实效果作为衡量记者角色积极性的标准。布劳提出“记者罗盘(journalistic compass)”模型，有两个指针分别指向“消极”和“积极”。“消极型”记者只关注信息的传递而不关心其传播效果；而“积极型”记者作为新闻的解释者关心新闻发布之后带来的影响，他们不仅去披露问题，还致力于推动问题的解决注。在“消极-积极”维度之外，布劳放弃使用“中立-鼓吹”,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协商(representative-deliberative)”维度。“代表”指持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精英主义视角的记者，将自身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协商”则指持杜威(John Dewey)协商式民主的视角，将促进公众参与作为记者角色的应有之义。布劳由此用“消极-积极”和“代表-协商”构建起他的“记者罗盘”,其中包含着四个理想型角色：“看门狗(watchdog)”“牧羊犬(sheepdog)”“狩猎犬(hunting dog)”“救援犬(rescue dog)”,前两个角色处于消极的位置，后两者处于积极的位置(见图2)。注 图2 由“消极-积极”和“代表-协商”两个维度构建的“记者罗盘”注。 以上两个理解新闻记者角色的模型虽然采用了不同标准去衡量“消极”与“积极”,但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两个模型分别侧重于不同的新闻模式：董仕巴和帕特森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模式下的记者角色，即记者是否能够排除政治和商业因素的干扰，独立、主动地去完成新闻媒体的民主“托管者”功能；布劳重点关注的是追求协商民主目标的新兴模式，如公共新闻、建设性新闻在改变社会现实、促进社会问题解决上的努力。这两个模型实际构成了互补的关系，前者突出打破“消极判断”,后者力图打破“消极参与”,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为完整地呈现记者角色的变化。借助“消极-积极”这一新的记者角色分析框架，本文以新闻理念的演变为主线，依次考察从传统客观新闻，到调查报道、解释性报道、新新闻主义，再到公共新闻与建设性新闻的演进过程中，记者角色观念在“消极-积极”维度上的演变。 三、记者角色观念的演变 (一)客观性新闻与记者消极角色观 客观性新闻主张将新闻事实与观点分开，其核心主张是客观、中立和独立。尽管这一新闻理念在新闻业界一直占据主流，但来自学界的批评也一直存在，批评的声音中大多都指向了记者的消极角色倾向。 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提出，客观性报道剥夺了记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其失去情感和观察视角，把记者转变为技术工人而非知识分子。最为不幸的是，这剥夺了记者作为公民的权利，要求他们在道德上超脱在外，在政治上消极冷漠。在格拉瑟看来，客观性新闻排斥记者的独立思考和责任意识，因此，记者只是消息源和受众之间的一个“被动的连接者(passive link)”,没有批判视角，仅仅扮演“翻译者”角色，把采访到的专业语言转换为一般读者皆可理解的句 子注。莱 奥·罗斯滕(Leo Rosten)通过对华盛顿记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记者也都承认自身只是扮演了“中介者”和“翻译者”角色。有记者明确告诉他：“做这份工作，你了解什么或理解什么并不重要，你只需要找到人去问就行了。即使你对采访的东西并不了解也没关系，只需要把它们记下来然后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我只是一名记者，不是教 师。”注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记者的消极角色观。 客观性新闻属于舒徳森所说的“信息模式”。该模式赋予记者的基本功能就是传递信息，记者主要扮演了在“消极-积极”维度上相对消极的“中立观察者”和“信息传递者”角色。客观性新闻反对“干预主义”,因此排除了记者扮演更为积极的“倡导者”“促进者”或者“反对者”的可能。毋庸置疑，“信息传递者”是记者众多角色中最为基本和不可忽视的角色之一，它对于受众掌握所处的环境状况至为关键。记者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尤其是关乎生存的重大信息告知受众，有利于人们借此迅速做出反应。或者说，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时，“信息传递者”理应是新闻记者扮演的第一角色。 针对客观性新闻中消极角色观的批评大多属于另一种情况：在非突发状况下，现实环境复杂，仅仅充当“信息传递者”角色，不足以帮助受众掌握真相。“中立观察者”角色暗含着两层消极性，“消极判断”和“消极参与”注。“消极判断”指不能根据主动调查给出负责任的结论，只是摆出不同观点，制造“假平衡”,“拒下结论”;“消极参与”指拒绝参与社会进程，有意与报道对象保持距离以维护其所谓的“独立地位”。 尤其是在科学报道中，记者追求“假平衡”的消极角色观会带来很多问题。如在全球变暖、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等话题上，通过记者报道，科学话语在转换为新闻话语之后，通常会被曲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客观新闻的“平衡”原则。比如，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并且人类行为对其造成的影响明确可见，但经过新闻媒体的“平衡报道”,极小部分怀疑论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以致于这一在绝大多数科学家中已形成共识的科学问题，最终成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争议话题注。麦斯威尔·博伊考夫(Maxwell Boykoff)等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对此都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均将报道政治话题的“平衡”策略照搬到了科学话题报道上注。 “拒下结论”通常意味着记者放弃应负的筛选、评估、分析、判断责任，只留给读者充满矛盾的信息场，结果会造成某种“结论真空”。新闻媒体在“麦卡锡事件”报道上为这样的消极行为付出了代价。记者明知麦卡锡在说谎，仍然因囿于“僵硬模式”而不得不去刊登报道。由于缺乏积极的解释与负责任的结论，让事实自己说话的结果成为只有麦卡锡在说话，记者留下的“结论真空”被麦卡锡的谎言所占据。 (二)对客观性理念的修正：承认记者有限主动性 客观性新闻理念出现之后，就一直伴随着来自学界和业界的质疑和批评。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记者认识到，无法做到真正客观，他们开始呼吁更为积极的新闻形式出现。在对传统客观新闻不满和反思的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到60、70年代集中出现了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等新的新闻理念。这几种新闻理念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承认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主动性。 解释性报道出现之后，新闻记者角色发生明显变化，之前长期以来将记者作为陈述者和评论者严格区分的新闻规范被打破，报道者和解释者功能开始结合在一起注。至20世纪60、70年代，这种对于记者主观性和能动性的承认仍在不断持续，甚至更进一步。首先是“扒粪”传统复活，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开辟了新的调查报道方向。记者角色不仅限于信息传递者和解释者，而是开始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看门狗”角色。美国新闻业正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原有的客观性新闻让位于更为“积极”的“以记者为中心”的报道形式。其次是“新新闻主义”问世，1973年，以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等出版的《新新闻主义》一书为标志注,新新闻主义开始在美国新闻界盛行起来，使记者角色获得更多的主动和自由。 尽管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都强调对客观性新闻理念进行反思，但这三者其实并没有实现与后者的决裂。他们可以说是对客观性新闻理念的修正，仅是在客观性新闻理念框架内有限承认了记者的主动性。解释性报道虽然给美国新闻业带来了重要改变，但它与客观性新闻理念的目标其实并不相悖；关于调查性报道，“水门事件”报道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报道与其他一般报道并无不同；新新闻主义则只是在写作方法上对客观主义理论的修正。舒德森因此认为，并没有哪种新闻理念真正对客观性新闻构成挑战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性新闻理念暴露出的不足，亟需客观性新闻的实践者主动做出改变，以弥补缺陷和应对时代要求。但这种改变并不是一次彻底、大规模的行业理念变革，而是在有限范围内以“不成文”方式进行的有限修正。正如解释性报道的出现不过是传统内部一次有节制的改革，而不是对它的偏离注。调查性报道则主要是对当时不可靠的新闻源和公共关系的干预。新闻媒体只有更为积极主动对新闻源进行调查，才能避免因客观中立的限制而陷入被操纵的困境。然而，记者的主动调查也并非在所有报道中有所体现，即使在“水门事件”进入调查的高潮时期，大部分新闻报道仍然采取了平衡中立的原则注。至于新新闻主义，它在更大程度上不过是文体层面或者是“审美”的创新，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新闻主义逐渐销声匿迹之后，作为其后继者的“特稿写作”则明确重新将客观性作为其报道原则。 所以说，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只是有限认可了记者积极角色，允许记者以解释者、调查者和“看门狗”角色参与新闻报道。这三种新的报道形式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它们为新闻记者摆脱传统客观新闻中的消极角色提供了一定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客观性新闻的合法性危机。 (三)从公共新闻到建设性新闻：作为参与者的记者角色 1994年由Times-Mirror公司在美国民众中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注。这一现状直接刺激和促使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重新考虑新闻记者究竟应该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公共新闻运动和之后兴起的建设性新闻都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且重新定义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将其从信息传递者和社会观察者向着更为积极的方向推进一步。记者作为公共议程参与者、倡导者和社会促进者的角色开始得到承认和鼓励。 1.公共新闻与记者参与 公共新闻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是由学界和业界共同掀起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他们从对传统客观新闻的反思出发，提出新闻记者应改变过去作为新闻事件旁观者的角色，积极走进公众，以“促进公共生活”为新闻活动的目标。这场公共新闻运动将记者角色在“消极-积极”维度上又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了一步，打破了客观性新闻理念框架下记者保持独立和不参与的原则，使得记者角色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公共新闻的发起者相信，媒体的价值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引起和促进公民对于公共话题展开充分的讨论注。不同于客观新闻理念，这对记者角色提出新的要求。记者需要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记者不仅是一名报道者，同时还是一位公民和公共讨论的发起者，这些都要求记者去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要求记者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意味着对主流客观新闻理念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现行的客观、中立原则。与将新闻看作外在事实的中立呈现不同，公共新闻理念认为新闻是构建的产物，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价值，新闻记者也不应躲在客观、中立的幌子后面，而是应公开承认有哪些价值观念影响了其新闻报道。 公共新闻对于记者角色向着积极方向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它试图改变记者被动接受传统新闻框架下政府机构主导的民主议程，转而走进社区，通过组织论坛、发起讨论去形成公民议程，这也是公共新闻最有价值之处。但问题在于，公共新闻让记者角色重心从信息传递者转向论坛组织者、 公共议程发起者，使得记者角色越来越接近社会活动家而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公共新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窄化为政治运动。公共新闻运动主要参与者虽然对何为公共新闻意见不一，但在公共新闻所追求目标上却达成共识，那就是促进民主进程，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公共新闻鼓动公众参与政治投票，可是，民主治理并不仅仅体现于投票。公共新闻虽然重新定义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但仍没能破题“新闻媒体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2.建设性新闻：拓宽记者角色维度 建设性新闻作为近些年兴起的新闻实践，正迅速在全球形成影响并进入学术视野，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理念。关于建设性新闻的内涵，讨论中存在诸多分歧。即使在建设性新闻最早提出者之间，对于建设性新闻内涵的描述也有不同侧重点。比如乌尔里克·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认为，建设性新闻的核心在于改变过去完全偏向负面报道的作法，进而体现新闻报道的“完整性 (completeness)”注。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和凯瑟琳·吉伦斯泰德(Cathrine Gyldensted)等使用积极心理学研究方法，关注如何调整报道策略，从而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注。而在一些后进的研究者看来，“提供方案”才是建设性新闻的主要特征注。 但不论哪个层面，建设性新闻都将记者角色放在更为积极的定位上。吉伦斯泰德表示：我们不是在反映世界，我们在推动世界注。建设性新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关注新闻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追求明确的新闻传播效果，即建设性。就效果维度而言，建设性效果可以分为两种：微观效果和宏观效果。微观效果主要指带给受众个体的影响，宏观效果则是针对社会层面。在布劳看来，由于记者在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中通过框架构建试图去影响新闻的效果，并且以提供对策的方式试图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建设性新闻的记者在“记者罗盘”中处于明显积极的位置注。 与公共新闻不同的是，建设性新闻将记者角色从政治框架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的维度中扩展开。公共新闻主张促进民主进程，不去解决具体问题，建设性新闻则把重心放在社会领域，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试图在政治层面产生影响。尽管建设性新闻试图与公共新闻保持距离的做法受到学界一些批评，但它也正因如此跳出了单一政治维度，让我们看到新闻记者在新闻专业主义所赋予的传统“信息传递者”和政治“看门狗”角色，以及公共新闻所推崇的“民主进程推动者”角色之外，还能够扮演另一种记者角色的可能。在建设性新闻出现之后，记者角色在沿着从消极向积极方向继续演变的同时，也开始向着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即记者积极性与多元性走向重合，或者说多元性成为记者角色向着积极方向演变的新特征。 四、积极角色观的抑制与构建 (一)积极角色观的抑制因素 通过观察新闻理念变迁背后记者角色的变化轨迹，可以发现，新闻记者角色大致经历了从消极向积极的演变过程。演变过程中，针对客观性新闻理念中记者消极性的两个方面——“消极判断”和“消极参与”,先后出现了修正前者的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以及打破后者的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记者角色也从消极的“观察者”“把关人”向着更为积极的“解释者”“看门狗”“动员者”“促进者”等角色转换。 然而，抑制记者角色走向多元与积极的因素同时存在，这在美国新闻界尤为突出，“解释者”等角色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传统记者角色观。此外，记者角色观与实际记者角色在美国表现得并不相符。尽管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推崇更为积极的角色观，但在现实中，“信息传递者”仍是美国新闻界赋予新闻记者最为核心的实际角色。研究发现，30多年来，美国新闻记者的角色总体呈现出稳定的特征，“看门狗”角色一直都是美国新闻记者最为认可的功能之一注。整体而言，大部分报道中记者仍然只是扮演被动的信息传递者角色。文章中大量引用官方信息源，处处可见“在华莱士看来”“总统说”这样的字眼注,记者的积极角色受到抑制。 美国新闻界坚持让记者成为“信息传递者”以及“看门狗”等角色，而抑制和排斥“动员者”“促进者”等角色，背后反映的是对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捍卫。面对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等新的新闻理念对传统客观性新闻理念的冲击，美国新闻界在接纳记者作为“解释者”等角色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其新闻专业主义作出修正，试图解决记者阐释、判断与客观性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客观性标准。舒德森将这一转换称作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的升级注,而这样的升级正是在记者角色观的抑制与反抑制过程中实现的。需要看到的是，新闻专业主义修正并不是持续进行。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的升级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完成，但新闻专业主义仅停留在“客观性2.0”版而非继续升级，新的记者角色观未能如“解释者”等角色一样被主流新闻界所接纳。积极记者角色观念被抑制，成为20世纪末至今美国新闻理念变化中的主导特征，主流新闻界对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的消极反应就是明显体现。 公共新闻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者，从一问世就遭到主流新闻界的强烈抵制和批评。舒德森认为，公共新闻之所以激怒常规新闻工作者，部分原因是它引发新闻工作者重新思考标准的实践和假设。“公共新闻最让新闻精英工作者们苦恼的是：他们认为公共新闻事业推动新闻工作者超越了他们已经具备某种合法化权威性的领域，无论那种权威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无论新闻工作者可能有什么权威性，但肯定不是存在于组织社群和调解冲突的领域，它甚至还不存在于社群的相互连接中。”注公共新闻要求记者角色从信息传递者向论坛组织者、公共议程发起者转换，使得记者作为专业主义身份的职业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威胁，因此，主流媒体对公共新闻的反应实际是对于其职业合法性的一种维护。建设性新闻作为公共新闻的后继者，其实践者在美国对新闻专业主义一直采取谨慎态度，至少不是一种挑战的姿态。尽管按照欧洲实践者和推崇者的理解，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内涵实际已经突破了客观性框架，形成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但建设性新闻在美国的实践者为了不与主流媒体发生冲突，只是选择在传统客观性新闻的框架内操作，而非像欧洲同行那样，让记者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因为他们担心“过于激进会引起主流媒体的抵制”注。 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未能如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一样推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进一步修正，客观性也只是停留在2.0而没有出现新的3.0版本，其中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客观性从1.0升级为2.0需要打破的是记者角色的“消极判断”,而从2.0升级为3.0则需要打破“消极参与”,这对美国主流新闻界所竭力维护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许不仅是一种修正了。 (二)公共传播时代记者角色观的构建 基于对以上新闻记者演变趋势的总结和把握，本文提出，应构建公共传播语境下新的记者积极角色观。树立新闻记者积极角色观的原因，一是由于当下公共传播构成的外在环境正变得异常复杂，远超人们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亟需记者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去帮助受众理解所处的复杂环境。二是“后真相”现象的出现。虽然一般将“后真相”出现的原因归咎于受众用情感代替真相，但同时也的确存在由于谎言和假消息满天飞，记者又核实不够而导致真相缺失的问题。记者需要更为积极地扮演寻找真相的角色。 构建记者积极角色观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董仕巴和帕特森所指的记者主动性，即记者能够主动参与到新闻事件中，对事件进行报道、解释、调查注;第二个层面是布劳所指的对于现实的主动干预，即记者通过新闻报道主动追求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注;第三个层面指记者角色维度的拓宽，即新闻记者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积极尝试。 1.客观性基础上的积极主动 新闻记者积极角色观的构建仍然无法绕开客观性新闻理念。无论是对客观性新闻有所修正的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还是以客观性新闻理念为批评起点的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都不是试图推翻客观性新闻理念或将其排除在外，而是各自均以不同的方式力图克服传统客观性新闻理念的弊端，从某些方向补充和更新客观性新闻理念。这本身就体现出客观性新闻理念对于新闻业所独具的价值。因此，构建新闻记者积极角色观首先是指对客观性新闻理念在近些年所表现出的弊端的进一步修正。这一努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克服“消极判断”。 尽管客观性新闻理念在上世纪60、70年代已经经历了一定的修正，但记者“消极判断”的弊端延续至今，以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表达过对新闻记者消极角色的不满。他说：“如果我说地球是圆的，别人说地球是平的，记者在报道时至少应该提一下已经有哪些科学证据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吧。”注奥巴马批评新闻记者放弃主动判断的做法只不过是向不同采访对象“递递话筒”。这种“递话筒”显示的正是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消极角色，即不主动调查、分析、判断。积极角色观要求新闻记者打破“假平衡”,不以此作为自我保护的“挡箭牌”,而是主动负起分析判断的责任，不留“结论真空”。 第二，克服“消极参与”。 “消极参与”将记者放在了“旁观者”的位置上，这使得新闻记者因脱离受众、忽视受众声音和利益而逐渐失去受众的信任。树立积极角色观要求他们告别“旁观者”角色，主动维护公众利益，主动走进大众，倾听大众诉求，将公众议程纳入新闻议程，而不是被动地依赖从上至下、固化的新闻议程。“消极参与”作为客观性新闻理念背后记者角色的另一特征，限制了新闻记者从“信息传递者”和“中立观察者”向“参与者”的角色演变。与西方记者角色面临难以克服的“消极参与”困境相比，我国记者在“参与”维度上展现出明显优势。作为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我国记者始终肩负着为党和人民鼓与呼的重要使命。 第三，加强“新闻源核实”。 客观性新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源的可靠性，当下“后真相”时代的一大弊病就是新闻源的不可靠。树立积极角色观需要新闻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时增加对新闻源的核实，以增强其可靠性。虽然《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称，201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接连推出调查报道的5月8日至17日乃是“美国新闻史上最为精彩的10天”注,但新闻源可靠性问题依然存在。“后真相”对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加强对新闻源的核实，以更为扎实的采访获得足够的证据，通过增加多个信息源增强可靠性。只有这样，调查性报道得出的结论才能在“后真相”时代立足。 2.关注新闻的传播效果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的反思主要来自于传统新闻业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无能为力。在传统新闻业中，记者只是扮演信息传递者角色，无需考虑新闻传播会产生哪些影响，对于所揭露的问题只需留给政府部门解决。但是当新闻记者揭露了大量问题，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其仅仅作为信息传递者的消极角色就开始受到质疑。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等新闻理念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反思之上，鼓励记者向更为积极的方向迈出一步，开始关心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当前受众越来越对新闻行业失望的原因之一是现状的固化。在西方社会，当下人们面对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通常积重难返，单靠媒体揭露无法解决，甚至媒体揭露的问题越多，受众越是感到无望以致逐渐开始远离媒体。要挽回受众信任，新闻记者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当好信息传递者。积极的新闻记者不仅发现并揭露问题，还需致力于解决问题。在我国，早于西方“建设性新闻”实践的“民生新闻”,其核心取向正是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以 2002《南京零距离》诞生为标志的“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开始具备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都市新闻类型的创新潜力注。 3.构建多元互补的记者角色观 新闻理念演变过程中，不同新闻理念之间存在互相排斥的关系，比如持客观新闻理念者会反对公共新闻，而公共新闻理念也是建立在对传统客观新闻理念的批评之上。新闻理念冲突背后则是记者角色的相互排斥。当下复杂的传播格局中，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多种新闻理念的出现和并存实际是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反应。新闻记者单一排他的角色观难以为继，需要根据新的时代背景进行重新塑造。塑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的记者角色的出现，二是已有记者角色的重组。这里的记者角色塑造更多指向第二个层面，即重新构建多元记者角色之间的关系，使其以合理恰当的组合方式共同完成记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需要担当的职业和社会角色。 当下需要打破的是不同记者角色之间的互相排斥关系，建立记者角色之间多元包容的共存互补关系。无论“看门狗”“信息传递者”还是“动员者”“促进者”,任何单一记者角色都无法独自完成当下时代赋予记者的职责和社会使命，也无法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构建多元互补的记者角色观，意味着依据具体语境对记者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在其预警、观察、监测、解释、动员、促进等多重角色层面实现协同合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传播场域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实际问题解决，并有效促进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 恰当的记者角色组合方式不存在唯一标准，取决于所在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在不同的社会，需要各自与其政治制度与文化相匹配的记者角色组合。比如有的社会，其整体社会政治制度设计需要记者在其中更多发挥“看门狗”角色，其它角色如“参与者”“促进者”“激励者”等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更多作为补充角色存在。在另外一种社会，社会政治制度则对记者扮演促进社会建设的“促进者”等角色赋予更高使命，“看门狗”角色相对弱化。但是无论在哪一种社会，记者角色组合处于绝对失衡状态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只有“看门狗”的社会，当仅仅揭露问题而问题又无法解决时，现状的固化就会让公众滋生出失望情绪，以致失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只有“促进者”的社会也是有害而危险的，预警角色的缺失会让官方常规机制检测不到的各种风险隐匿起来，并不断堆积，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在我国语境下，记者角色应当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着力构建既契合我国国情、又彰显记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重要参与者身份的积极而多元的角色观。我国丰富的新闻实践，无论是以激励与动员为导向的正面报道，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民生新闻，还是发挥“前哨”作用的舆论监督报道等，都为构建积极而多元的记者角色观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间。 五、结语 虽然随着新闻理念的变迁，新闻记者角色观念呈现从消极向积极的演变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新闻理念背后的记者角色必然是积极或消极的。不同新闻理念只是为记者角色的发挥提供更为积极或消极的框架和空间，在此框架之内，记者活跃度的具体表现则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客观性新闻虽然限制了记者角色发挥的空间，但客观性新闻并不会成为消极新闻的代名词，那些通过多方调查求证去挖掘真相的新闻记者的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也不意味着从事这两种新闻报道的新闻记者必然发挥了积极角色。因此，本文所呼吁构建的积极角色观并非同某种单一新闻理念捆绑在一起，而是希望新闻记者无论从事哪一种类型的新闻报道，都可以在有限的框架内以主动的姿态发挥出最大功能。 关于记者的多元角色，一方面需要给予记者角色向更多方向扩展的可能；另一方面，这种拓宽又不应是无序和盲目的。职业的角色范畴有限，无法承担超出其应有功能之外的责任。构建记者多元角色观需要对新闻记者的角色范畴持开放态度，使其通过尝试不同角色去寻找恰当的角色或者角色组合，在尝试的过程中确立正当边界。另外，本文虽然考察的是记者角色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发生的演变，但得到的启发却是超越西方语境的，有助于突破记者角色的单一框架，更加独立主动地建构一种立足我国语境的、积极而多元的记者角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