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04) 新专业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建设 周勇 杨奇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价值根基于社会实践,其合法性源于以职业新闻工作为核心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在中国社会百年发展进程中的深度嵌入。数智时代,多元主体并存的新闻传播格局以及舆论场的复杂变化对职业新闻工作带来挑战,实践领域内对专业性价值的质疑投射到学科,引发有关学科价值的虚无主义论调。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使命召唤从实践角度对专业性提出了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要求。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重要经验与价值理念曾被既往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专业主义学术讨论困境所悬置。一套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具有明确时代定位和清晰问题面向的“新专业主义”理念有助于回归学科核心价值,进而基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再造学科专业性,籍此确立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专业性自主知识体系新专业主义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与理论脉络研究”(项目编号:2023JZDZ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ew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Zhou Yong Yang Qiguang Abstract:As a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oots its value in social practice;its legitimacy stems from the deep embedding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s throughout a century of China's development.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a pluralistic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of coexisting subjects and complex shifts in public opinion challenge professional journalism.Practical doubts regarding professionalism have been projected onto the discipline,triggering nihilism about its academic value.The new era's mission for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tability-create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ism,calling for enhanced communication power,guidance,influence,and credibility.Meanwhile,China's significant journalistic experiences and value concepts have been sidelined by the ideological dilemmas of Western professionalism discourse.A "New Professionalism" that align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featuring clear epochal positioning and explicit problem orientation,helps the discipline return to its core academic values.By reconstructing 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the triple logic of history,theory,and practice,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key concept within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实践活动，传播通过信息的生产和流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塑造与维系社会结构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建立却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职业新闻工作成为传播生态的中心力量，专业性的注入推动了传播在社会实践中作用的彰显，提升了传播活动的社会价值。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以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为基源，在近代西学东渐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兴起，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成熟。就这个意义而言，源于实践场域的专业性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价值之基，本质上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价值在学理层面的投射。 从国家社会治理的需求出发，新闻传播在实践层面的当代价值集中体现为两个维度：其一，舆论生态与国家治理；其二，国际传播与中国话语建构。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确保新闻传播当代价值实现的基础。在实践场域，各类交织着情绪、立场的碎片化信息带来舆论场的复杂混沌，然而，有关新闻工作专业性的话题长期被既往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专业主义学术讨论困境所悬置。当前研究迫切需要跳出这一窠臼，建立基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新闻专业性概念，并通过锚定专业实践价值回归学科的核心价值。面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性价值在实践场域中的遮蔽，多样化学术研究旨趣与国家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错位，以及学科泛化带来的边界失焦与核心价值的稀释，本文拟剖析当下学科专业性价值被质疑的困境根源，廓清学科核心价值混沌认识的误区，进而为构建具备明确专业性边界与逻辑结构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专业化与专业性：新闻传播实践与学科建制的形成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自诞生起就紧密围绕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目标，承担着社会动员、思想启蒙等重要历史任务。因此，新闻传播是一种明确的社会实践活动，遵循实践的一般范式和基本准则注。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与社会舆论引导的关键力量，其价值体系的构建与演变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勾连，在彰显专业性价值的过程中不断演进为一种专业化的社会系统，也由此促成了新闻传播的学科建制。 (一)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专业化 从历史向度来看，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实践专业化的历程与外国传教士和国人自办报刊的实践史紧密关联。以西方传教士报刊为代表的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启发了国人办报的自主尝试。在西方近代历史中，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大众传播的发端，西方新闻传播事业专业化的进程离不开报纸——这一由印刷、交通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注。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效法西报建制，以译报、述报、办报等方式开始了中国新闻业“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专业化探索之路。中国新闻史上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为闭塞的晚清社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讨论空间，使得中国新闻业自诞生便深度参与到政体之争、外交斡旋、工业振兴等系列重大社会议题之中。由此，新闻对社会变革之影响以及对民众智识之启迪的现实功能，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专业实践活动的核心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面临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因此被赋予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使命。报章新闻纸成为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觉醒的重要媒介工具。在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下，新闻与舆论的关系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关注点，也是新闻实践专业性价值的具体表现。作为新闻专业化实践的主阵地，报刊多以“舆论机关”自居，士绅商学等精英阶层及白话报刊动员起来的中低阶层亦宣称以建设舆论为己任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把新闻事业和舆论导向紧密结合，成为新思潮舆论宣传的专业化阵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社会职能和专业价值愈发凸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始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本质立场。1922年，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注等 观点，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事业的演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等报刊成为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阵地。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创新性地发展了党报理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同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对党报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专业化还集中表现为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为了更好满足战时宣传人才的需要，党曾先后于1946年创办延安大学新闻班、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于1947年创办华东新闻干部学校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专业化进一步体现：以专业的新闻从业者、新闻机构为主体，通过加强文化能力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以意见协商的方式促成公共意见的协调，参与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在改革开放起步与深化的历史关头，新闻界率先发出思想解放的声音，贡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两篇对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文章。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要求，邓小平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思想中心”说，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注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媒体技术的变革、新时代的使命召唤以及全球化的深刻变局，主流媒体以全媒体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自身系统性变革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在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科学回答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表述，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 段注。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价值凝聚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舆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之中，源自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现实经验，亦与传统民本主义舆论观所强调的民心导向相契注。新 闻传播实践活动全面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价值功能既保持了新闻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又体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专业传播规律与国家发展需求的深度契合。 (二)专业性与新闻传播学科建制的形成 新闻传播学以新闻传播实践的专业化及其价值确立为起点，经历由实践向理论化的转变，在融合西方新闻传播理念与中国本土特质的基础上起步，并最终形成中国自主的体系化的学科建制。 1.中西交汇与中国新闻学的演进脉络 根据当前对学科分类的划分标准，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其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等核心二级学科。其中，新闻学以先导性力量成为支撑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主力。中国新闻学的演进既受到中西交汇的历史影响，又受到近代以来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开眼看世界的强力促动。 西方新闻事业和西方新闻学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以“密苏里帮”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教育者为中国近代新闻学学术思想的发轫提供了一定参照。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是新闻学学科发展起步的标志性事件。在“新闻”二字之后加以“学”字所构成的“新闻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新闻”开始走出实践领域，发展出了具备独立性的学理体系。这一时期，一系列在“新闻”“报”等字眼之后冠以“学”字的专著的出版，为新闻实践的理论化奠定了基础。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著作，1922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大纲》、1923年邵飘萍的《实用新闻学》、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相继出版。由此，新闻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得以初步成型。对西方新闻学的立场，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中便明确提出，本书内容“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注。可见，20世纪早期的新闻学研究者已经能够以较为自主、自省的意识批判地看待西方新闻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学开始摆脱美式新闻业的影响，进而转向学习苏联新闻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中国学界开始大量译介苏联新闻学的教材、著作、教学大纲等，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落地奠定了基础。之后，我国对苏联经验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中国新闻学的价值取向，中国新闻学开始重寻本土基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安岗就提出，要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我国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新闻 学”注。此后，人大新闻系教师开始自编教材，包括《新闻采访讲义》《报纸编辑讲义》《通讯写作讲义》《新闻写作讲义》《中国报刊史讲义》等在内的教材陆续出版注。改革开放后，以1983年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和《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的发布为标志，我国新闻学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1987年，《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学类”单列，意味着新闻学学科开始建制化。 在当今新兴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新闻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职业新闻主体因其他主体被赋权而被降维至众多主体之一，新闻活动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转变，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新闻活动注。因此，新闻学也必须实现根本性转换，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类的传播实践，“将新闻学建立在作为人之存在方式、作为一种与人之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新闻’基础之上，建立在新闻、人、事实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深厚土壤中”注。 2.中国传播学的诞生、扩张与专业性价值稀释 传播学与新闻学同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与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不同，传播学西学东渐的历史相对晚近，且西方传播学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仍是在新闻学研究范畴之下进行 的注。受 美国学者杜威1919年访问中国、帕克1932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等的影响，美国传播学领域的宣传研究、民意测验、公共关系、说服效果研究等被中国学界引入，但彼时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并未成型。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学术刊物《国际新闻界》发表了一系列关注西方传播学研究动向的文章，为传播学进入中国做了一定铺垫。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常以1982年施拉姆访华为传播学进入中国学界主流视野之始。施拉姆访华后，国内学者很快提出了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核心的“16字方针”,这意味着对于传播学的自主性思考乃至批判在传播学甫一进入中国便同步开 始了注。至1997年，新闻学和传播学以“新闻传播学”的名称首次升级为一级学科，传播学成为正式的二级学科，实现了从“前学科阶段”走向“学科化发展”的转换。 近40多年来，传播学的迅猛发展在为新闻传播学带来新理论与新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与同为二级学科的新闻学的关系调谐问题。传播学以其广泛的学科包容性将大量非新闻专业的传播现象与实践纳入研究范畴，新闻业似乎失去了其作为专业门类应有的独特逻辑与价值核心。新闻业的自我认知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偏差，社会公众对新闻业的认知和信任度随之发生变化，新闻专业性的理念面临严峻挑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闻学的这种虚无主义危机最终也反噬到了造成这一危机的重要推手。在试图包罗万象的过程中，看似风光无限的传播学也出现了专业性价值被稀释的问题。无限度的扩张研究领域使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出现了失焦，大量微观、琐细乃至象牙塔内想当然的研究议题分散了学界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关怀。长期以来，主要面向大众传播的传播学面对包括人机传播等在内的新兴实践样态解释乏力，既有传播学理论在面对中国之问时也往往面临内在逻辑的不协调。尽管如前文所述，在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我国学人对于其本土化和自主性的思考并未缺位，但既往研究“多少存在形式主义化”等问题。中国传播学研究缺少与西方传播学理论以及中国本土实践的真正有效对话注。凡此种种，实践根基的动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科必要性价值的弱化。这些问题表明：传播没有边界，但以专业理论为存在意义的传播学必须有边界。中国传播学应当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议题的关注，以实践为锚定基点重塑专业性价值。 二、“专业主义”的话语困境及其再廓清 从新闻传播实践史和学科史的发展及其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专业性”的核心作用。有别于历史上一般意义的传播活动， 正是“专业性”确立了职业新闻传播工作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价值，也因此催生了专门的新闻传播学科。这就不得不回到一个名词，即“新闻专业主义”。长期以来，这一名词因其西方背景而被意识形态化，使围绕新闻传播专业性的讨论陷入人为制造的悬置。面对新时代新闻传播实践发展与学科转型升级的使命任务，我们迫切需要突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困境，建立中国新闻传播学关于专业性的核心认知与新概念、新表述。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局限性 应当承认，西方新闻学界和业界提出新闻专业主义，其初衷是好的，也为规范的、负责的新闻业发展做出了尝试和努力。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将其视为新闻业的主导性理念。然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客观、独立等理念在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新闻实践中存在诸多内在矛盾，新闻报道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记者个人价值观、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以及新闻机构的商业利益、政治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此，这种近乎理想主义的专业性理念在实践中存在难以突破的局限：其一，政治势力通过政策法规、经济手段、舆论压力等手段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向与内容，使得新闻话语权被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直接操控注;其二，经济势力借助广告投放、资本控制等方式对以独立性为标榜的新闻媒体施加压力，声称追求独立超然地位的新闻媒体迫于盈利压力常常受其制约与操控，这就构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被诟病的原因还与新闻行业和新闻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以新闻专业主义所推崇的客观性理念为例，尽管西方新闻界将其视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之一，但在现实操作中，完全的客观性几乎是难以企及的目标。新闻报道的事实选择、语言取用、描述和解释均难以以价值无涉的客观状态完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学者提出的“制造共识”理论也揭示了西方新闻媒体在看似独立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与意识形态操控机制。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与矛盾。此外，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新闻工作逻辑是建立在一个未被严密审思的天然假设之上——记者具有发现和认识事实的能力，媒体机构能够开展客观报道且具有自主机制注。但问题是，不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其所供职的媒体机构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信仰，这些真正意义上客观存在的因素被以话语的策略性仪式包装成的“客观性”理念所掩盖。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解释中国问题时也表现出矛盾性。从历史视野来看，早在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知识分子就已意识到新闻舆论常被操纵以至堕落的问题。“今之舆论，大都以金钱势力为转移是也。今日主张共和，明日赞成专制；今日痛骂某派，明日混同某派矣；今年为直声，明年化为鬼语。”注而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方法来看，这种矛盾性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理念预设，其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人民中心的根本立场、新闻舆论工作的治国理政定位存在本质差异，这意味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既无法解释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也无法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建构可依附的理念主张。 (二)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困境及其破局 由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自身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化等特点，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长期成为一个敏感词汇。学术界往往对这一概念避而不谈或浅尝辄止，主要是担心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或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但是，这种回避使得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实践经验与特色价值理念被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讨论困境所淹没，将“专业性”这一核心价值置于悬空状态，无论是对实践还是对学科发展都是不利的。 回到“专业主义”一词更为本质的含义来看，专业主义意味着对某一行业规则的遵守，指向标准化的工作实践流程，是以“专业知识、专业训练、专业资格认可、专业精神典范以及行业自律等”为构成的自治体系注。这也更加符合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本质定位——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观、行为标准和从业规范注。新闻业是有门槛的职业活动，新闻学则是有清晰学科边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新闻实践活动本质价值的认识是重新构造专业性的关键之举。无此，则古今中西的新闻传播实践史和学科史将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之中。专业性固然存在，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一个职业领域所形成的若干专业性主张或经验如何成为一种主义，并进而引领和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真正的发展和成熟。特别是面对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与当前舆论场的复杂局势，“执政党不断强化媒体的党性原则和各种宣传纪律，并要求媒体人通过‘走转改’等行动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的名义’从事新闻工作”注,这也正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符合中国语境的新闻专业性理念的迫切期待。 三、新专业主义的时代面向与概念内涵 不同于西方将专业主义局限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或行业规范，本文立足中国社会语境，结合百余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经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提出新专业主义概念。新专业主义包括以下基本主张：其一，事实是新闻的基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这种真实必须基于整体事实而非片面的局部信息；其二，建设性是新闻工作的价值取向，追求真相应以促进社会向好向善为目标；其三，新闻业不以寻求自身的超然独立为自我定位，而是以社会运行子系统的身份融入社会大系统的过程中，发挥其之于国家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价值。这一概念并非是对西方专业主义的简单修正，而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一次理论重构的尝试，其核心在于以专业性为锚点，进而凝练出既扎根中国土壤，又能回应全球新闻传播变革挑战的本专业和本学科核心价值。 (一)新专业主义的定位、命名与对话 新专业主义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上文所述西方专业主义话语困境的破局尝试，也是对基于全球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以及学科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舆论场混沌、学科边界泛化以及由此带来学科专业性价值稀释等问题的回应。因此，新专业主义的提出是对新闻传播实践和学科专业性进行重塑的一种尝试，是关乎当前新闻传播业与新闻传播学科生存价值的根基问题。 具体而言，新专业主义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其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其自身文化背景与新闻传播实践中存在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策略性仪式等职业话语困境，也因意识形态等问题被国内学术讨论所悬置；其二，新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社会治理现代化、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现实诉求亟需一套能够因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闻传播专业主义概念体系；其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新闻实践活动的边界被进一步消解，大量非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和主体涌现在日常化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生态体系之中，给新闻传播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带来了冲击。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亟需对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专业性和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专业性进行再审视。 基于上述问题面向的划归和定位，新专业主义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需求，为了进一步对新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做出阐述，还需明确这一概念的命名逻辑以及其如何与经典新闻学理论进行对话。 新专业主义的命名首先是基于概念表述效率的考量。当前学术讨论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环节，而是置于整个新闻舆论工作的宏大背景之下，“新新闻专业主义”的表述难以呈现这一语境。也正因如此，新专业主义的命名相对更加简洁清晰，且更适配新闻舆论的特定语境，能够承载新闻舆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向。在理论层面，新专业主义进一步肯定了新闻专业性价值的核心地位，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守正创新的学术概念；在实践层面，新专业主义直面新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回应了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能力和专业价值如何在主流舆论引导、健康舆论环境塑造的进程中充分释放的时代命题。因此，新专业主义的命名既明确了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对话、批判与超越关系，也在全球学术对话中，清晰传递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对专业性的创新性理解，降低国际对话门槛。 新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经典新闻学理论形成对话。一方面，新专业主义是在既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主张的基础上，以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现象、规律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建设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拓展，也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一定程度上“悬空化”问题的应然之举。新专业主义通过回应、解释、解决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国家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一步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代内涵与实践活 力注,是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具体化、时代化的阐释，有助于更好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厘清新专业主义与既往新闻学理论的内在关联，关键在于把握其根本遵循——新专业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下形成的理论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是新专业主义的灵魂，更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与主体。新专业主义实现了对新闻专业性价值的再认识与再发展，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石作用，并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面融入新闻事业的全链条实践进一步筑牢理论根基。 (二)新专业主义的创新维度与基本内涵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悖论及其所表现出“绝对价值”的虚枉性，有助于我们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式”想象注。从中国社会语境出发，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我们可以通过新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围绕专业性确立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价值，并试图在以下维度做出拓展： 一是语境之新，新专业主义直面数智时代的变革，回应传统新闻专业性边界消解、价值稀释的危机，将专业性的讨论从传统职业新闻的封闭范畴拓展到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的全场景，突破了传统专业主义研究的语境限制。二是体系之新，新专业主义不只是新闻传播实践的理念主张，更以此为锚点，勾连起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和新闻传播学科建构的体系坐标，将专业性的内涵从职业技能与伦理上升为新闻传播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标尺，并促进从实践理念到学科体系的贯通。三是目标之新，新专业主义的提出锚定解决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与学科建设问题，期待为全球新闻传播业危机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与理论思考，从而有别于对西方概念仅作本土化阐释或批判的既往研究局限。由此，新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意义可进一步总结为以下方面。 一是事实认知的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受个体主义价值观与商业媒体竞争逻辑的影响，倾向于挖掘局部信息的冲突性细节，甚至为吸引读者有意放大某些事实。中国新闻实践所形成的新闻真实观念则强调具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的辩证统一，即“真实是具体论和整体论的统一”注。新闻学经典理论将事实视为新闻的基础，且这种真实必须基于整体事实而非片面的局部信息。新专业主义所倡导的真实性原则不仅是对既往中国新闻学理论的继承和再确认，更是针对当前新闻传播新语境的再拓展。新专业主义倡导的新闻真实性理念不仅存在于职业新闻报道的业务范畴，还可拓展为信息传播活动的核心准则，即，通过倡导构建可信语料库、发挥主流媒体专业核查能力等方式，为网络空间信息失序问题的治理提供系统性的专业支撑。 面对基于算法技术的信息个性化分发场景，以及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等带来的各种虚假新闻和信息幻觉等新问题，在延续经典新闻真实性理论的基础上，新专业主义对真实性的主张进一步覆盖了从职业新闻从业者的事实核查到内容生产、算法分发、平台治理等链条，亦将真实性原则从新闻业务层面的根本要求升格为社会化信息活动是否专业的判断依据。特别是针对各类智能化的传播场景，新专业主义所倡导的真实性理念是对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人工智能幻觉等新问题提出的专业性治理要求。 在实践层面，新专业主义视域下对真实性的保障从以下层面展开：一是秉持系统性的事实认知，以破解算法个性化分发加剧的碎片化传播和片面化叙事困境。这要求新闻从业者跳出单点事件的叙事局限，深挖不同事实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特别是重点探究单个事件与社会运行系统的深层结构关系，将新闻学经典理论中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相统一的核心观念落实为智能传播时代破解碎片化真实误区、还原事件完整本质的专业准则。二是以可验证的事实为根基，通过构建可信语料库等方式，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幻觉、深度伪造带来的虚构信源、编造数据、无据溯源的虚假内容乱象。新闻媒体机构应坚决拒绝脱离事实基础的空泛价值判断，要求新闻报道必须以可核验、可追溯的数据和案例为依据。三是以真实性保障机制消除认知偏差，以弥合社会分歧、凝聚社会共识、促成社会合意为核心目标，赋予新闻真实性更强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对于互联网极化信息引发认知撕裂、舆论对立的痛点，新专业主义倡导的事实呈现，不是标榜价值无涉的唯技术论，而是在严守客观事实底线的基础上，实现事实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为智能传播时代的信息规范提供了专业准则。 二是价值导向的专业性。舆论监督是新闻业发挥专业作用的重要途径。中国新闻业的舆论监督理念，以促进公平正义为前提，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这与西方以揭露社会黑暗面、追求报道的冲突性效果为主要目的的“扒粪运动”以及“对抗-问责”范式有着本质区别。“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注当前，舆论监督实践开始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主流媒体发挥“连接者”“提问者”与“建设者”的角色，通过扎根基层的深度介入，构建起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受众的专业性对话网络。很多报道推动了行政法规的出台或完善，舆论监督焦点从事件追责转向制度修补。2022年，中国新闻奖评选专门设立舆论监督报道项目，鼓励媒体加强舆论监督报道。从“揭黑”到“推动善治”,体现了当前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鲜明的建设性取向。 三是社会功能的专业性。新专业主义将新闻传播业视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这意味着新闻传播活动不追求所谓独立的超然地位，而是积极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发挥其在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而促进社会大系统的健康发展。通过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文化传承等功能，新闻传播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新专业主义视域下新闻业角色定位的创新体现在三个层面的转型。一是新闻媒体从仅提供信息转向提供以信息为手段的服务。传统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是提供信息，而新专业主义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活动则将提供信息作为发挥服务功能的重要抓手。二是传统的职业新闻工作从目光向内转为目光向外。传统新闻业常局限于媒体如何做好报道的内部业务视角，而新专业主义则要求新闻从业者跳出行业边界，关注社会系统的真实需求。三是从媒体单兵作战到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新专业主义引领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联合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形成协同网络，共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此视野下，职业新闻工作将面向更广阔的空间，开拓出更多元的应用场景。这也是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一步，即从自身事业的小系统进入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以更好彰显对社会整体独特的专业性价值。 四、基于新专业主义的新闻传播学科自主性建设 从实践需求出发，新专业主义为新闻传播学科核心价值体系的再确认提供了理论视角。以实践为核心的新闻传播学将视角锚定在专业性的信息传播活动，关注新技术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影响，在人与世界的关系视域之下考量和评估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科在新时代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石。我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求，加之智能传播等新场景的出现，都需要重新定义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性，以适配新时代新闻传播业的新需求。 (一)重新锚定以实践为基源的学科专业性价值 新闻传播学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源于作为实践的新闻传播活动所生发出的焦点问题域。换言之，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离开新闻业的具体实践无从谈及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性问题。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体从技术、制度、文本、产品、受众、传播等领域扩展到整个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贯通到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注。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业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使命与价值追求。在社会整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兴媒介迅速普及的事实基础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主导范式转换正在开启。这一转换主要表现为学科对象层面的“职业主导范式”转向“社会主导范式”,这种转化亦被理解为“新闻学的实践转向”。 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成围绕着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活动而组织。面对新兴媒介的演变，不论是从职业语境衍迁至社会化语境的新闻实践活动，还是从关注大众传播转向聚焦多元媒介现象的传播学研究视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视野都在迈向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和非职业新闻传播活动的边界开始模糊。如何清晰、准确地在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实践活动中锚定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特质，关系到新闻传播学科边界的明确。在新专业主义的范式下，从实践层面对“新闻”内涵的重构，意味着明确将新闻视为人类构建新闻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注。这在学科层面表现为，立足实践，对史、论、业务三个知识范畴重新规划。正是在新闻实践中产生的新现象与新议题，构成了舆论学、传播学、公共关系等其他分支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域，从而将实践层面的经验规律上升、凝练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谱系。这也是奠定学科专业性的基础。回到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命题注,这不仅涉及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塑，还关乎整个传媒业乃至社会信息化的未来进程。这一基于新闻舆论工作实践的需要成为撬动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再造的核心力量，也进一步彰显出实践逻辑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再建构 从新专业主义的视角出发，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进路始终嵌入在专业新闻实践从诞生到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之中。从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到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明确在新闻传播学学科之下设置7个二级学科(包括：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广播电视与融媒体、智能传播、国际传播以及广告与传媒经济)注,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内部关系与布局定位始终与实践交相映照。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以跑马圈地扩张方式累积形成的学科阵列如何成为更有逻辑的学科体系?通过新专业主义对学科价值的定位，可以更为清晰地确立各二级学科的逻辑关系。 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学科的两翼。其中，新闻学回应专业新闻工作的实践问题，是专业新闻实践活动在学理层面的集中凝练。基于专业新闻工作对新闻传播业以及对社会的核心价值贡献，新闻学理应发挥学科龙头作用。传播学则涵盖基础理论支撑与专业新闻工作以外的相关实践领域，是新闻专业实践活动和学科体系与外部社会连接的桥梁。“舆论学”这一新增设的二级学科专注于舆论生态建设，重在深入研究舆论的形成、传播规律以及舆论引导策略，为新闻传播在舆论引导方面提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尤其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舆论学似乎有可能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建立一条使彼此更为融洽的联接纽带，为新闻学与传播学觅得契合点。以新闻为起点，以传播为手段，以舆论为结果，构成新闻传播业之于社会的专业价值形成与贡献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新闻传播学科最为核心的体系。除此以外，“国际传播”“广告与传媒经济”在特定的社会应用场域拓展新闻传播的功能与价值，“智能传播”和“广播电视与融媒体”则从技术层面为上述所有二级学科提供实践支撑。这种学科架构的再体系化有助于新闻传播学专业边界和结构的清晰，为新闻传播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科基础。 五、结语：重塑学科专业性的三重逻辑 百余年来，中国新闻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新闻业通过舆论引导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性价值。本文立足当前中国社会语境与新闻传播实践提出新专业主义概念，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聚焦事实认知、价值导向、社会功能三大维度，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在新专业主义的概念指引下，信息传播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这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科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在社会舆论生态和国际话语权斗争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元问题更加明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以体系化的信息传播为取向的实践活动，如何通过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注学科价值的确立源自于专业理念的构建，根植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语境之中。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使命召唤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在社会大系统中更好地发挥独特作用。 总体来看，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性重塑可基于新专业主义理念，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方面着手。一是历史逻辑，回归到本学科、本领域事业发展的实践进程，在中国厚重的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求学科专业性之历史基因。自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业经历了从西方理念引入到本土发展的演变历程。倡导重塑专业性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二是理论逻辑，以知识体系为根基观照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基于新专业主义理念确认对新闻传播业之于社会治理效能的价值。当前，新闻业和新闻学面临着专业性价值稀释的严峻挑战。通过重新审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以中国化的新专业主义理念重塑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有助于新闻传播业重新找回其核心价值与定位。三是实践逻辑，基于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基础，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性的重塑回应了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舆论生态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系统性变革方面均作出重要战略部署。这需要学界更加深入实践，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时代发展需求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模式。 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性价值重塑，本质是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自觉。从政党报刊传统到治国理政抓手，学科发展的动力始终来自对“中国问题”的回应。当然，将新专业主义打造为国际化的学理概念还需直面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挑战。尽管任务艰巨，但突破现存障碍、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建构已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应尊重学术观点的差异性，以学术共识为基础开展平等对话，清晰阐释各方的学理脉络与逻辑框架；另一方面，要深化对中国新闻传播专业性实践活动的学理化阐释。只有立足于各自实践场域阐释学理性逻辑，才能够有效降低沟通壁垒，进而更易形成学术共识。我们提倡新专业主义，并非要否定非专业新闻传播活动的价值，而是要在以专业新闻工作为主体、其他新闻传播实践为补充的格局中，实现主流舆论引领与多元意见表达的有机结合，从而构建一个健康有序、充满生机的良好舆论生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新闻传播业的自身价值。